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体现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原则，政策红利既普惠所有市场主体，又深度激励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

　　2022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提高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具体措施就是运用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支持企业发展。从政策内容看，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有两大特征：一是调整减轻企业负担方式组合。具体讲就是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形成退税额超过减税额的新格局，这实际上是在大力提升减税降费的时效性。二是保持政策着力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加大实施力度。其突出表现是继续把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列为扶持重点并加大原有政策力度，具体方式是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比如对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至300万元部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再如，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不难看出，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体现了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原则，政策红利既普惠所有市场主体，又深度激励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从而增强政策的乘数效应和边际效应，从多个角度切入支持企业发展。

　　增加企业现金流。当前我国各类企业普遍面临现金流不足问题。现金流不足既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又抑制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产品更新，同时推高企业负债率。其中最为困难的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效能，首先需要聚力解决企业生存问题。税费政策是政府可动用的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流的政策工具。前期减税降费最重要的效果就是增加企业现金流进而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小微企业活力的增强。因此，现在有必要加大力度继续运用税费政策增加企业现金流。既然现金流不足是普遍问题，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税费政策就应具有普惠性。增值税的税基是增值额，增值税覆盖所有商品和劳务，所以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约束条件最少、普惠性最强的解决企业现金流不足问题的税费政策。2022年增值税留抵退税额预计为1.5万亿元，占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减退税额总量比重高达3/5，而且这笔资金要求直达企业。进一步说，增值税留抵退税额1.5万亿元等于企业增加了1.5万亿元现金流。不仅如此，实施这一政策时优先保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对增值税留抵税额普遍较多且占自有资金比重高的小微企业群体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可见，税费政策从增加现金流角度切入支持企业发展，意在增强企业基本生存能力，重在让扩大就业主力军的小微企业群体规模只增不减。

　　激发企业发展潜力。税费政策不仅要保企业生存，还要促进企业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没有企业的正常发展，就没有经济增长，更没有就业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也没有社会稳定。税费政策促进企业发展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突出表现。税费政策促进企业发展重在调结构。具体讲，就是要增强企业发展潜力，促使小企业做大，让好企业更强。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是多层次有的放矢的政策组合，其中一些政策重在促进企业发展，帮扶一批企业步入做大做强通途。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各行业企业普遍面临加大研发、扩大适销对路产品产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等投入的资金筹集问题，特别是那些现阶段效益较好、市场占有率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内资企业，更加需要税费政策助力资金筹集。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力度，把税额减免数量与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挂钩，切中这类企业的需求，体现了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从政策具体内容看，一些效益较好、研发投入规模大的企业获得的政策红利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提升，如果这些资金再回流到研发投入上势必会带来后期政策红利数额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就会形成政策效应与企业发展良性互动格局。

　　稳定企业预期。稳预期就是稳信心。信心稳，投资才能稳，要素流动才能稳，经济增长才能稳。稳定企业预期关键在于优化制度环境。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属于高强度减轻企业负担政策，从三个方面稳定了企业预期。其一，稳定企业的制度预期。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包含多个税费制度创新，体现的取向是长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做大蛋糕、放水养鱼特征，从而消除企业的制度忧虑。其二，稳定企业的政策预期。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预期形成的2.5万亿元退税减税规模打消人们的政策忧虑，增强各类企业投资信心。其三，稳定企业成本预期。当前国际输入性通胀、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部分关键零部件供给紧张、劳动力价格上扬等因素并存，极大扰动了企业的成本预期。当此关头推出2.5万亿元退减税计划，意味着未来企业将减少2.5万亿元成本，更重要的是这表明政府降成本的政策取向不变，而且力度还要加大。从以往经验看，政府政策具有连锁效应和引导效应，由此可说2.5万亿元退减税肯定会连带出一些降成本效应。显然，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成本上升失控忧虑。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